生豬產業不僅關乎國計民生和國家糧食安全，更是建設農業強國的關鍵支柱，其發展模式的選擇直接影響國家現代化進程。

7月23日，農業農村部召開生豬產業高質量發展座談會，牧原、溫氏、大北農等頭部企業悉數參會，會議揭示了行業正面臨的核心挑戰。

近年來，我國生豬穩產保供和種源供給能力持續增強，生物安全防控有效落實，生產效率和產業素質不斷提升，但生豬產業也面臨著產能階段性偏高、生產和價格波動風險大等問題，會議特地強調：“堅決防止生產大起大落、價格大漲大跌”。

市場多數認為，這背后反映出以“自繁自養大型企業”為代表的大規模擴張造成的結構失衡、壟斷風險及生態不可持續性，已經與國家民生福祉保障以及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戰略目標不匹配。

未來，摒棄一味追求規模的粗放模式，啟動包括“結構調整”和“種養結合”在內的深度變革，將被期待。以“自繁自養”超大規模擴張為特征的壟斷型巨頭發展模式將被重塑，取而代之的是由國有與民營規模企業、家庭農場共同構建，強調生態平衡與利益共享的健康產業新生態。

大北農集團董事長邵根伙博士在會上給出的數據一針見血：“前3家企業占比接近 20%”，這印證產能集中度相當高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提出的“結構大調整”和“大力推行種養結合”兩大發展路徑，精準點明了未來方向，與國家調控精神高度契合。這既顯示出大北農對行業的深刻洞察，也揭示了其未來戰略布局的潛力。

反壟斷、控規模

產業健康發展的必要前提

回顧過去十年，中國生豬產業在規模化、智能化、育種等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，生產效率大幅提升，也培育了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企業。

然而，光環之下，產業結構失衡的風險也在不斷累積，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掣肘。以“自繁自養”為核心的超大型一體化企業的高速擴張，帶來了結構性的風險積聚，對產業健康和國家戰略構成了潛在威脅。邵根伙博士在會上指出，大企業發展過快，前3家企業占比接近 20%，前30家占比超過40%，前300家占比65%，有些企業可能已達壟斷。

事關國家安全和重要民生保障的領域，絕不能形成壟斷，應堅持國有資本主導或有效防范壟斷風險。生豬作為重要民生產業，不能想養多少就養多少，更不能想怎么養就怎么養。

要知道，產能的過度集中在市場價格下行周期中尤為危險。抗風險能力弱的散養農戶往往首當其沖受損，而自繁自養一體化大型企業憑借雄厚的資金實力逆勢擴張，往往采取激進的擴張策略，進一步擠壓了中小養殖主體的生存空間。邵根伙博士警示，這種現象正“沖擊整個產業鏈，影響各方收益”，更不利于行業穩定與國家保供大局。

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養豬企業的規模并非越大越好。超大規模單體生產模式存在固有的弊端：一方面，它天然地與“種養結合”理念相悖。例如，萬頭級母豬場產生的糞污呈現指數級增長，種養脫節導致污染治理成本高昂且難度巨大，加劇了環保壓力；另一方面，也顯著增加了生物安全防控的復雜性和風險。此次會議特別指出，要“守牢不發生區域性重大動物疫情的底線”。

邵根伙博士也直言，大規模單體養殖模式存在“種養結合不友好”的弊端，并強調這將“長期影響疫病防控”。

值得關注的是，調控的焦點可能更多集中在影響價格穩定、擠壓中小主體生存空間及增加疫病防控難度的“自繁自養一體化模式”上。如果單一企業在區域市場的占有率超過50%的臨界點，這種市場集中度可能要引起警惕，并需要相應的規范引導。從行業發展規律看，高度集中的壟斷格局并非產業演進的最優路徑。

顯然，這場由多種因素驅動的規模狂奔已觸及臨界點。邵根伙博士將問題歸因為：“百年一遇非瘟”“資本沖動”等等。這其實很好理解，比如非瘟疫情后資本的涌入，將豬周期視為套利工具；一些脫離實際需求的產能擴張，加劇了市場波動。

面對這些挑戰，政策端已明確轉向——會議著重強調要“合理淘汰能繁母豬，嚴控新增產能”，為產業的盲目擴張按下了剎車鍵。那么，在控制規模之后，什么樣的產業結構才是健康的、可持續的呢？

結構大調整+種養結合+聯農帶農機制

構建產業新生態的三重動力

面對產業結構失衡和壟斷風險積聚的挑戰，產業未來圖景的核心在于實施“結構大調整”、大力推行“種養結合”和聯農帶農機制。這三者是相輔相成、缺一不可的產業健康升級引擎。

首先說結構大調整，設上限，防壟斷，控風險。

邵根伙博士在座談會上提出了具體的量化建議：“單一企業年出欄量不超過3000萬頭，自繁自養單個母豬場規模不超萬頭”。這一倡議直接呼應了農業農村部“適當調減能繁母豬存欄、嚴控新增產能”的核心要求，旨在為整個產業設定科學的安全閾值，防止壟斷性風險，保障市場活力。

規模約束只是第一步，種養結合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。

“積極糞肥資源化利用”成為座談會上的關鍵詞，正是針對大規模養殖場環保痛點開出的藥方。邵根伙博士也明確倡導“推行種養結合、擴大適度規模豬場、鼓勵家庭農場、借鑒歐洲模式”。

家庭農場也是“種養結合”的重要載體。《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規劃（2024—2035年）》明確指出：“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，引導農戶發展家庭農場，提升家庭農場生產經營能力”。以家庭農場為代表的適度規模主體，因其天然貼近土地資源，是實現“就近消納糞污”、落實“種養循環”、降低環保和疫病風險的重要載體。

總之，未來不能有效實現種養結合的養豬企業，其市場競爭力與社會認可度將受到顯著削弱，影響力大幅消減。

規模控制與生態循環解決了產業的基礎框架問題，但如何確保各方，尤其是中小養殖主體能在新生態中獲益并持續發展？

這時候就需要構建聯農帶農機制，促進利益共享。

規模結構優化與種養循環的落地，需要建立有效的聯農帶農機制，確保廣泛的中小主體尤其是家庭農場能持續獲益。邵根伙博士也提議“進一步加強中國畜牧業協會豬業分會建設”，這是因為協會可以在會員自律，探索配額、信息共享、維護行業整體利益方面發揮更大作用。

另外，頭部企業要有使命感，行為要有先進性，不能只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。其核心價值體現為以合作模式帶動家庭農場一起賺錢，踐行共同富裕。此次會議明確指出“要鼓勵大企業通過訂單養殖、托管代養等方式，與中小場戶建立緊密聯系的合作機制，帶動合作農戶共享產業發展紅利。”

健康的產業生態，理想狀態應是多元主體共存共榮——國有、民營規模企業、家庭農場各占合理份額（例如各約1/3），形成“三分天下”的格局，并且都能獲得穩定、可持續的發展空間。在這種格局下，依賴自繁自養超大規模擴張的壟斷巨頭，將失去其生存土壤。即便短期內可能出現壟斷性巨頭，其模式也缺乏可持續性。

養豬業的未來圖景已然清晰：龍頭企業（無論國有還是民營）的核心使命，不僅是自身發展，更是要以更高標準垂范，通過有效聯農帶農模式（如平臺+家庭農場），帶領廣大合作農戶共同致富，踐行共同富裕理念。

結語

生豬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核心，在于通過結構大調整告別對粗放式規模競賽的沉迷，轉向構建以“種養結合”為核心特征、強調規模結構多元合理、利益分配共享的健康新生態。這一轉型不僅是行業自身的進化，更是夯實農業強國根基、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與民生福祉的必然要求。

關鍵在于讓產業鏈的每個參與者，特別是被聯農帶農機制覆蓋的廣大中小生產者，切實分享發展成果。當大型企業從規模“領跑者”轉變為引領健康模式、帶動農戶共同富裕的賦能者，當家庭農場從市場“追隨者”升級為穩固可靠的產業伙伴，生豬產業才能真正擺脫暴漲暴跌的周期困擾，行穩致遠。

邵根伙博士提出的“結構大調整”和“大力推行種養結合”發展路徑，正是這種面向未來轉型的積極探索。頭部企業應以此標準垂范，展現出應有的使命感和先進性。隨著科學產能調控、種養循環技術深化以及聯農帶農機制創新的持續推進，一個“規模適度可控、種養高效循環、利益分配均衡”的健康、安全、可持續產業新生態正在加速形成。

產業的真正健康，最終體現在其最基礎廣泛參與的薄弱環節的穩固程度上。構建一個包容家庭農場、共享發展紅利、實現共同富裕的韌性產業共同體，不僅是破解周期波動、保障穩定供給的良方，更是生豬產業融入國家農業強國和現代化強國建設藍圖的關鍵一步。